所谓真情，就是发自内心的、毫无掩饰和伪装的真实情感。
但是在很多情况下，并没有真正进入到文化素质、道德素质的领域，也没有将儒家伦理与现实生活很好地结合起来，只是提出一些形式主义的口号或别的什么。其实，西方也是如此，也要求夫妻之间要真诚、忠诚。
也不只是妻子对丈夫如此，丈夫对妻子也是如此。但是，我们应当认真反思，儒家伦理是不是仅仅为了建立父权、夫权这样的权威制度？事实是，在过去那种只有男子有受教育权的农业社会，父与夫主要不是享受某种权利，而是承担着家庭的主要责任和义务，除了经济生活的责任，还有维持家庭秩序和教育的责任，其根本目的则是实现家庭的幸福与和谐。事实是，只有开放，才能经风雨，见世面，才能有选择，有鉴别。在一部分家庭中，仍然能保持凝聚力、亲和力，而在另一部分家庭中，凝聚力、亲和力开始有所下降，离婚率上升，婚外恋、包二奶等现象增加，甚至出现家庭暴力，引起诉讼，等等。如何提高父母或即将做父母的人的素质，从一定意义上说，需要重新学习，重新补课，需要社会的一切机器全部开动，形成人文素质教育的环境。
情感冷漠、道德观念淡薄的人，即使是事业成功，充其量只能供给父母以物质享受，但不会有真正的孝。诚者物之始终也，诚出于真情，真情首先从家庭开始。此五綦者，人情之所不免也。
但是，我们能够根据儒家的言论进行一些分析。下面就是李退溪的一段论述： 盖理之与气，一本相须以为体，相待以为用，固未有无理之气，亦未有无气之理。也正因为四端之情仅仅是端绪，是萌芽，所以人与动物相去并不远，关键在于扩而充之，如果不能，便与动物差不了多少。然而所就而言之不同，则亦不容无别。
但也说明，人类的某些道德情感，就其内在根据而言，确有一种原始性。孟子引用过象忧亦忧，象喜亦喜[4]的话以形容舜之喜忧，但朱子作《舜典象刑说》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。
盖自本体而言，如镜之未有所照，则虚而已矣，如衡之未有所加，则平而已矣。信还表现为讲信誉，要信守诺言，行为兑现，说过的话要去实行，不能言而无信。中和是古人所理想的生活方式，是一种很好的原则或人生态度，能体现出人与社会以及自然界和谐一致的理想境界，而在儒家看来，体现这种境界的最好方式莫过于情感，只有情感才能决定人与世界的价值关系，而中和之成为价值原则，本来就是由情感决定的，而不是由其他的人类活动比如知性活动所决定的。[3] 见《传习录中》，《阳明全书》卷二。
为什么中和是天下之大本达道呢？这就涉及人的主体性的问题了。正如李退溪所说，朱子确实说过四端是理之发，七情是气之发[42]这句话，而这句话便成为李退溪的四端主于理，七情主于气的学说的依据。这正是《中庸》所谓参赞化育的具体实现。李退溪则认为，心虽然是理气之合，而且理与气是一本相须的，但又不是混而不分，而是有别的。
就现代的眼光而言，看见自以为好的美的东西就喜欢，遇见自以为丑的不好的东西就不高兴甚至发怒，这有什么道德意义？这样的例子在儒家著作中也都有过，但这不是他们真正关心的问题，他们真正关心的是，这四种情感毕竟与人的德性有关，而人的德性，总是有道德意义的。儒家关心并重视人的情感，从总体上说是重情而不是重智的，但人究竟有怎样的情感？各种情感之间又有什么联系或区别？各有什么作用？对人的情感应当怎样分析？这类问题并不是儒家关心的重点，运用分析方法对情感进行科学分类，这不是儒家之所长，也不是儒家的兴趣所在。
孟子提出人禽之辨，提出义内说，其实就是对人的心理情感进行分析的结果。人的德性就是由此而生长出来的。
乐不仅是一种生命体验，而且是一种精神境界，原因就在这里。何心隐并不是直接针对五伦提出批评，他用一种特别的方式，即提倡朋友一伦来淡化其他几伦。义者宜也，有裁断之义，仁义配合，才能行其道。凡道德都是社会的道德，这是当下很多人的说法，由此出发，可以批评历史上任何一种道德学说，当然也包括孟子的学说在内。现在再谈谈未发已发的问题。[24] 耳目等等之欲，是指人的生理欲望，但荀子认为，这是人情之所不免者。
这样就为后儒留下了很大余地。《礼运》作者和荀子将欲恶或好恶说成是情感的重要内容，以饮食男女为人之大欲，是人情之不可免者，这从心理分析的角度去看是不是正确，我们不必追究。
……饮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。[11]《中庸》第二十六章。
但是，在多样性、复杂性之中，又有一种自然秩序，即有序性，因此才有一种天然的和谐，亦可说是天地之中和。上面所引子贡与孔子关于信的一段对话，实际上既是孔子对子贡的教导，也是子贡赞赏并接受孔子学说的表现。
人心在未发时有没有意识，包括情感意识？我们知道，人在睡眠中是没有意识的，但人能做梦，因此，弗洛伊德通过梦的分析与解释，揭示出人有潜意识、无意识，即被压抑到最深层而不能表现出来的意识。可见他是将情、欲联系在一起说的。如果说，孔子将礼文化建立在仁学即人学的基础之上，那么，孟子进而将其建立在人的内在情感的基础之上。但是，如果是自由而正当的男女相悦、男女相爱，这在孔子时代或许是常见的，但在后期封建专制社会里则被认为是犯禁的。
人作为社会角色，当然要遵守社会化的行为规范，但儒家更重视人的内在情感，而人的内在情感是从亲情开始的。这也是一种天赋能力，而与情感态度、情感评价有直接联系。
进而言之，人的好恶等情感，本身便具有这样的分辨能力，就如同好好色，恶恶臭一样，这是人人之所同者。人为什么有可欲之善呢？照孟子所说，来源于天（即自然界），其最初表现就是四端之情。
正是由于这一点，奇明彦等人认为，应当从理气合一的观点理解四端与七情，而不应将这两类情感截然分开，以前者主于理，而以后者主于气。但这又不能完全被归结为神秘主义，因为儒家对天基本上持一种自然目的论的观点，而不是看作超自然的神灵。
[38]《朱子语类》卷八十七。美的善的即是是，丑的恶的即是非，而美丑、善恶是有共同性的。我们可以进行社会的分析，也应当进行社会分析，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，中国的礼文化以及与这种文化相适应的社会结构，就是孟子提倡四端之情的社会背景，这可以说是一种社会心理。……由是观之，二者虽曰皆不外乎理气，而因其所从来，各指其所主与所重而言之，则谓之某为理，某为气，何不可之有乎。
但不管怎样，恐惧感的提出，是儒家情感哲学的一大贡献。他在讲这种联系时虽然有些含混不清，只是一般地指出，性有三品，情亦与之相应而有三品，但七情与五性究竟是如何联系的，他并没有讲清楚。
按照天人合一论的另一传统（儒学的主导方面），不仅对天人之际的某种神秘性有一种恐惧感，就是在个人修行中也有一种恐惧感，这里有一种宗教情怀。为政者取信于民，这是最基本的要求，而人民有无信任感，是最基本的立身行事之道。
李退溪提出理气合而为心[44]的命题，是对朱子学说的很正确的理解，也是使朱子的心统性情说进一步明确化的一种解释，这显然有功于朱学的发展。但所谓道义、礼貌是不是由某些人制定出来让人们去遵守的客观准则？除了荀子等人之外，儒家的大多数哲学家并不是这样看的，他们认为，这些都有其内在的心理基础，是由天生的羞恶之心、辞让之心等道德情感决定的。
